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命题。此后，“两个结合”载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两个结合”是对“一个结合”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创新和飞跃。
一、“第一个结合”形成确立和传承发展的历程
研究阐释习近平关于“两个结合”重要论述，需要回顾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结合”形成发展历程，否则就难以深入理解和认识“第二个结合”。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发展壮大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命题，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进程中经过了长期曲折的过程，是由毛泽东通过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最早提出的。毛泽东是倡导并开创“第一个结合”的典范。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这是毛泽东关于“第一个结合”的最早表述。毛泽东的论述是针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前半期党内连续发生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而言的。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阐述“第一个结合”，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时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并得出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和贡献。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毛泽东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巨大威力——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并“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指出，我们党从它诞生时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毛泽东道路”也就是毛泽东开辟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即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重大命题载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写进党的七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里，标志着“第一个结合”的正式形成和确立。这是毛泽东及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毛泽东努力推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但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因素，特别是党的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影响，毛泽东没有完成“第二次结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新的时代条件下，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本来面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发展了“第一个结合”。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起步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了经典概括。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致开幕词，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结论言简意赅，找到了关键结合点。他还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邓小平两次重申“走自己的路”，后者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81年6月，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同时，《决议》实事求是地指出，“文化大革命”“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因而，《决议》特别强调，“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使我国一度偏离轨道的社会主义建设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在国内外、党内外面临极其复杂严峻形势的历史关头，江泽民坚定地表示，“我们要更加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表明了继续坚持“第一个结合”不动摇的坚定决心。此后，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等讲话中，反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命题。进入二十一世纪，江泽民进一步论述“第一个结合”。他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不断追求真理、开拓创新的八十年。”江泽民的一系列论述把“第一个结合”推进到二十一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强调要“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从多方面加以论述。2004年，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中的讲话指出，“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强调，《文选》及其体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反映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成果”；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其首要结合就是“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等重要场合和文件中，胡锦涛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第一个结合”，特别提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胡锦涛一系列论述，在新世纪传承发展了“第一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犹如贯穿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的一条金线。毛泽东以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第一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及其成功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源和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和飞跃，为新时代习近平丰富升华“第一个结合”，提出“两个结合”奠定了基础。
二、新时代习近平丰富升华“第一个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有许多重要论述，赋予“第一个结合”一系列新内涵，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第一个结合”。
其一，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宏观性、整体性。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从宏观视野、宽广视角观察历史，从百余年党史、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联系五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习近平论述“第一个结合”的重要特点，也是丰富升华“第一个结合”的重要体现。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首先要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18年4月，习近平在主持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时，指出：“我们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这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相结合的百余年历史。
习近平对“第一个结合”更深刻的论述，是在2018年5月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讲话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历程，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次结合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而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的讲话气势恢宏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相结合的辉煌历史，是从百年党史的宏观视角论述“第一个结合”。
最能体现习近平关于“第一个结合”的大视野、大广角论述的，是把中共历史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多年发展史相联系。2017年9月，习近平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时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习近平强调，要“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习近平总结五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强调要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立意高远、视野宽广。后来，习近平提出“两个结合”重大理论命题，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民族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这种宽广视野的自然延伸扩展。
其二，关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代性、动态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因此，“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发展着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和发展党的其他各项事业也要坚持这种结合。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在各个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同样要坚持这种结合。
2016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讲话号召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动态的、发展的结合。比较以往的相关论述，习近平的重要论述更加注重动态性、开放性和时代性。
其三，兼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性、微观性。
习近平对“第一个结合”的论述既注重宏观上动态性的结合，又观照到微观上具体的结合。
习近平谙熟中国共产党历史，关注重大党史事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如对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论述就是一例。习近平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在论述红军长征艰难辉煌的历史时，习近平指出：“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遵义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要会议，这两次会议党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中国革命和建设转危为安，走上正确道路。习近平对这两次会议所体现的“第一个结合”的直接论述和间接论述可谓见微知著。
习近平既注意总结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结合”的宝贵经验以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也注重和强调当代实践要坚持和发展“第一个结合”。2017年10月，习近平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时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2019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同时，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习近平从具体微观角度论述“第一个结合”的事例多不胜举，体现了鲜明的特色。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发展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对“第一个结合”作了多方面的论述，继承和发展、丰富和创新了“第一个结合”的理论内涵，为提出“两个结合”创造了条件。
三、习近平集中全党智慧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具有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滋养的华夏大地上，从其诞生之日起即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对此，党在不同时期均作出了正确回答。
（一）新时代以前各个时期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因时因势妥善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对千年前的成语“实事求是”予以新解，堪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指出：“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毛泽东的论述和党中央的要求，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蕴。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我们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这些均体现了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正确的文化方针政策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的错误，后来未能贯彻执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在推动各方面改革的过程中，积极推动科教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两个文明”同时抓，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进入二十一世纪，党中央更加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举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次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并作出一系列部署安排。专门以党的一次全会对文化建设作出决定，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胡锦涛在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新世纪党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性的同时，尤其注重其开放性、时代性和应用性，体现了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
党在历史上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及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正确处理，为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两个结合”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坚实基础。
（二）新时代习近平提出并全面系统论述“两个结合”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在丰富发展“第一个结合”、继承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基础上，适时提出“两个结合”并加以深刻论述，这是新时代的呼唤，是新时代伟大实践的需要。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被公认为是“两个结合”的正式提出。“两个结合”提出确立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诸多论述，其中不乏将“第一个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联系的论述。2014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两千五百六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这是将“第一个结合”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联系起来论述的，其中隐含着“两个结合”的意蕴。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我说过，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讲话强调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第二个结合”呼之欲出。
2021年2月，中共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讲话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几千年伟大文明有机联系起来，以前者激活后者，从中找到了结合之“激活点”或“契合性”。2021年3月，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第二个结合”的点题和破题。
习近平上述一系列重要论述，尤其是2021年2月和3月的两次讲话，已经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命题，并找到了其中的“激活点”或“契合性”，点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重要元素。从中也可以看出，“两个结合”命题的提出有一个过程。
习近平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结合”重要理论命题，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两个结合”的正式提出和完整表述，为全党全社会所公认，引起理论界的强烈关注。
与“第一个结合”写入前两个历史决议相类似，“两个结合”载入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首先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正确革命道路、创立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继之，决议第四部分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决议还将“两个结合”作为党百年奋斗理论创新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此后，习近平从贯彻落实的角度多次重申“两个结合”，并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加以丰富完善。2022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指出：“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2022年2月，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围绕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举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主持学习时指出：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讲话从新的视角即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角度论述“两个结合”。
习近平全面论述“两个结合”的重要性及其丰富内涵，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报告分别展开论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使“两个结合”内涵更加系统深刻。
全面系统梳理和阐释习近平对“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刻论述，有三个重大的标志性时间节点，即：2021年7月“两个结合”正式提出，2021年11月“两个结合”载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2022年10月“两个结合”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两个结合”的提出和确立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和重大贡献，是对毛泽东开创、邓小平恢复发展，江泽民、胡锦涛推进传承的“第一个结合”的重大历史性飞跃。
四、“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重大创新和飞跃
习近平丰富升华“第一个结合”，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后，不断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深刻论述了“两个结合”：“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我说过，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着重对“第二个结合”作了深刻论述。通过学习领会习近平重要论述精神，笔者以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和飞跃
毛泽东等党的几代领导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有论述，能够正确认识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但并没有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命题。习近平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对“第一个结合”的重要发展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大创新和飞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多年发展史的一次创新和飞跃。其创新性还体现在首次全面论述了“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阐释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使“第一个结合”得到丰富发展，赋予“第二个结合”全新的含义，从而使“两个结合”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有机的统一体。“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前提和基础，“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发展和结果。创新又体现在方法论上，在纵向上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与几千年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横向上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联系，融合古今中外。
“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第二个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进而通过“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丰富内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和趋向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新的文化生命体”，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又使古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
通过“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内在贯通，中国历史的深厚底蕴与中国现实的崭新气象相互融通，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这三个“新高度”是“第二个结合”重大综合性创新。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文明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体现，也可谓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一次飞跃。
（二）“第二个结合”是当今中国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回顾党的百余年历史，五四运动期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引发了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带来了新的思想解放，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推动中国历史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两次有典型代表性的思想解放可以得出规律性认识，即两次思想解放无不是以文化解放、文化勃兴为先导的，两次思想解放均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分别开启不同的历史新时期。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伟大实践必将给文化创新创造、思想文化解放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党和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历史性变革，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国近代和当代思想解放的历史昭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将有力推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三）“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华文明从远古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在数千年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连贯发展而没有中断，世所罕见，值得中国人骄傲、自豪和自信。文化具有民族性、开放性、时代性和包容性。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指出：“站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四）“第二个结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是：“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强国建设涵盖多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这是建设现代化强国包括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宝贵资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激活中华文明，转化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软实力。
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根脉，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坚实基础，两者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文化强国的重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强国，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硬道理、硬实力，把建设文化强国作为软实力；硬实力需要软实力支撑，软实力要和硬实力相匹配。“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影响力，关系“第二个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的实现。
